在中国古代，官方驿制的时兴时废一直是交通方面，也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大问题，从清末到民国初期，云南官办驿运的衰落大体己成定局，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间的商品运输流通需求大大增长，民营的商团化马帮便迅速发展起来，专门从事大宗货物长途运输的马帮，骡马多者有数百匹，有的甚至多达数千头。在一些小范围区域之间，更有无数小马帮营建起蛛网般的运输线，将物资的运输交流几乎覆盖到每一个村寨。有的马帮在川滇黔桂藏作跨省运输，甚至常年往返于印度、缅甸、老挝等国家，有的在省内外，国内外与火车、汽车进行货物接转运输。于是， 马帮形成为有特定组织形式和营运管理制度，以及约定俗成的运作方式方法的专业化运输集团。有人甚至将一些规模庞大的马帮称为"马帮托拉斯"。

　　马帮商团化的出现，明显地具有资本主义运输生产的特征，同时也有着浓厚的传统行会的特色。

　　一队马帮一般来说由"锅头"、赶马人和一定数量的骡马组成马帮。首领俗称为"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大多是运输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赶马人是锅头的雇佣劳动者，可以按成文或者不成文的契约，自由地参加或脱离各个马帮。马帮中赶马人所使用的骡马，有的属于商号所有，由锅头经营管理，有的是锅头所有。在这两种情况下，赶马人就纯粹是雇工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赶马人是自带骡马人伙，加入到马帮中，这样他们就兼有了雇工和股东的两重身份，同时赚有属于他们的两份收入：一份工钱，一份红利。

　　马帮商团化还有一个特点，马帮与工商业主之间建立有相对固定的依存互利关系。马锅头经常与商号密切合作，互成大富。像滇西著名的巨富永昌号创始人严子祥，终生不忘马帮对他发迹的促进作用，常常告诫他的后代， 要把赶马人视为"衣食父母"。

　　商号与马帮在产销和运输之间形成的专业分工与依赖合作关系，这对双方扩大再生产极为有利，也是马帮运输业的一大进步。有些马锅头在搞运输发了财以后，也将资金用于兼营工商业，形成了自产、白运、自销的经营方式，虽然规模无法与大商号相比，但与那些家大业大、专业化、商团化的马帮一起，对云南社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清代，丽江纳西族李悦、杨永蠼、李鸿旭、杨恺(开)、王树桐、李继斋、赖耀彩、李鸿芬、和瑛、周景汤、杨子祥、李达三、杨祟兴等人的商号和马帮就已经形成规模，资本都在云南半开万元以上，有的多达五六十万元之巨。抗日战争时期，丽江的大小商户计有1200多家，有的还将商号开设至下关、昆明、中甸、德钦、康定、成都、昌都、拉萨、缅甸、新加坡、尼泊尔、加尔各答、苏门答腊等地。

　　因转手贸易需要，这些商号一般都自己养有马帮，形成自己的运输力量，少则二三十匹，多则二三百匹，来往贸易全靠骡马一站站、一程程地把货物在产地和需求地之间来往运送。

　　赵应仙就是受雇于李达三家的商号，负责管理"达记"的一支有二三十匹骡马的小马帮，有时这一数目也会 增加到四五十，最多时会达到七八十，视货物运输的需求量而定。

　　一般来说，云南马帮的组织形式有三种。一种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马帮的事业，骡马全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如赵应仙为之效力的李达三家的马帮就属于这一类，他家的马帮就叫"达记"，头骡身上插有"达记"的旗帜，人们望之即知道是李达三家的马帮。行走于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大多属于这种家族式的马帮组织。

　　马帮的第二种组织形式是凑逗帮。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上一两匹骡马或三五匹，结队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马匹，同时选一个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为负责人，作马锅头，由其出面联系生意业务，到结算分红时可多得两成左右的收入。这样的马帮一般无法跑像茶马古道这样漫长的线路，主要接受一些季节性的，短期短途的运输工作。

　　第三种我们暂且将之称为结帮。这种马帮没有固定的组织，相互之间也没有严格的规矩和责任，只不过因为走同一条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业务，或是因为担心匪患而走到了一起，共同搭伙，形成了临时组合的马帮，然后推举一个负责人为锅头，走完这一趟生意就散伙。

　　这几种组织形式有时候也会搅合在一起，成为复杂而有趣的马帮景观。

　　走西藏草地的马帮一般都是家族大商号的马帮。逗凑帮和结帮什么的很难走西藏。大商号的马帮往往又分成班。像"元德和"就有好几班马帮，一个班有两三百或三四百匹骡马，光自己要带的伙食骡马就要二三十，或是三四十匹。这样的大马帮一出动就要消耗许多给养，有时候他们在进西藏的路上就要将一些食物存放好，以便回程时再去找来吃。因为回来时已是秋冬季节，骡马的草料和人的食物都难以找到了。像赵应仙管理的这种二三十匹骡马的小马帮，一般就到熟悉的"主人家"搞食品和草料，有时在进藏时就跟主人家打好招呼，请他们备好相应的粮草，而马帮也会先留下一些茶叶给主人家作为准备粮草的定金。

　　作为商号"掌柜的"老板，有时也随马帮上路贩运， 尤其是在早期创业阶段，或是在大宗贵重货物运输交易时。但他们根本不用管马帮的具体事务，在马帮行进队伍中，他们穿着华贵的衣服，骑乘着好马，还有马脚子专门服伺他们，给他们烧开水，扎帐篷、做饭就更不用说是马脚子们的事情了，甚至，他们还可以吹上几口鸦片大烟。而像赵应仙这样的马锅头，虽然也有自己的坐骑，不用直接照料骡马和货物，只是起到管理的作用，但在其它方面 都跟马脚子差不多，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更多的时候走在一起，等于是商号雇用的小工头。当然，如果他有自己的骡马，驮上自己的货物，那他也是小股东了。

　　从古到今，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意人不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就是重利轻义的家伙，但据我所知，在马帮里，尤其是在滇、藏马帮里，很少这样的人。走西藏雪域的马帮，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往往造就了他们重义气，讲信用的品格，也锻炼了他们很能明辨是非的能力。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同时也是探险家，是必须凭自己的智慧、 胆识、品格和能力等等才能生存的人。在茶马道上，很少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更不可能瞎混日子。一切都需要真本事。

　　就靠自己的本事和运气，有人从马帮贸易运输活动中发了家，成了商号掌柜的，有的继续做他们的马锅头或赶马人，但规矩和原则并没有改变。正是这些严格的规矩和 原则，使得马帮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了他们应得的信誉和尊 严，有了高大而美好的形象。有的马帮，除了他们客观起到的社会作用外，还为主动地自发地为社会和他人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云南德钦升平镇人李子芳就是其中的一个。

　　李子芳的祖上原是江西人，移民到云南后，就用在内地掌握的冶金技术养家发家，后来就在德钦落了脚，办起了银厂，变成了比较道地的藏族。到茶马古道贸易兴盛起来，李子芳也到商号做了学徒，在著名的丽江赖家仁和昌总经理黄嗣尧先生手下做事，当然也做马帮的事情。后来李子芳发达了起来，自己成了个小掌柜，在滇藏茶马道一线很有些名气。

　　李子芳还不仅仅是一般的马帮商人。他少时曾经做过有名的纳西族女作家赵银棠父亲的弟子，跟着读了好几年书，跟赵银棠也算是师兄妹关系。赵的父亲去维西教书，李子芳一直跟了去学习。后来赵银棠以一女子之躯，走过许多纳西族地区，写出了精彩的《玉龙旧话》一书，但在当时她没有经费出版，还是由李子芳出资刻印出来。

　　赵应仙他们都认识李子芳，他会讲藏话、纳西话和汉话，学识很好，能力很强，是个非常好的人。李后来死于 "文革"，又得平反。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