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渐的，亲切的古城和美丽的丽江坝消失在圆石铺成的山路的尽头。家越来越远了。赵应仙的心头照样又冒出一股很难受的滋味。每次出门这种滋味总是压抑不住地会冒出来。要不是生活所迫，要不是为了生存，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离开自己的亲人，去走上这条要命的路呢?谁都不会觉得，风餐露宿的日子会比得上自己家里温暖的火塘和舒适的床铺。
然而一切似乎已是命中注定。坝子里的人口在不停地增加，每个家庭都在膨胀，土地却不会像孩子一样地生下来，再不停地变大；而且光靠那点有限的土地，即使饿不死，也不可能使生活有更好的改变。由于地域的关系，世世代代居住在丽江坝的纳西人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进入西北方的藏区，用贸易，用交换，来扩展生存的空间，来提高生活的质量。他们很难到山下，进入到内地寻求到他们的市场。生性耿直质朴而又为人老实的纳西人很难跟内地那些精明、奸滑的商人打交道，甚至连语言都很难沟通。他们在内地找不到钱，赔本贴钱的风险相反要大许多。所以，在历史上，纳西人的生意大多往西藏发展，那儿才是他们驰骋的天地，那儿才是他们如鱼得水的市场。用他们的老话来说，这叫"熟门熟路，找钱更易"。
自古以来，以丽江为中心的纳西族生息地区，东部居住有汉族，北部毗邻藏族，南部与白族的势力范围相接，丽江就正好处于汉、藏、白三大经济势力圈的交错地带，其间还杂有傈僳、普米、彝族、回回等民族，这就为纳西族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济条件。
分居各地的各民族从各自的需求出发，自然而然要作各地间农作物以及其它各种生产生活用品的交易，尤其是生活在高原特殊地域里的半游牧半农耕的藏族特别需要与内地的交易活动，仅他们每日必需的茶叶一项，就完全靠内地输入。于是，在这一地区的大山大川之间，骡马作为大量运输物品的几乎是唯一的工具而受到重视。马帮也就在这种翻山越岭的商业交易活动中应运而生，并日益发达起来。然而，西藏的马帮来到丽江，就再不可能继续前行，自己到山下的内地去。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更适应不了燠热的气候。他们只能走到丽江为止。而内地的商人也难以进入西藏，他们面临的正好也是藏族面临的问题：语言不通，生活习俗迥然两样，高原的寒冷缺氧让他们望而却步。所以他们也只走到丽江就打住。于是，处于内地与藏族地区交界地带的丽江成了人们交易的中间地，成了这一带各民族中转交易的据点。生活于丽江的纳西人既能了解内地的情况，也熟悉西藏草地的语言、气候、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纳西族马帮就起到了得天独厚的作用。
更何况，一次巨大的商业际遇突然间降临到丽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及其长年延续，中国各出海口全被封锁，更由于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滇缅公路的中断，从滇西重镇丽江经由西藏拉萨转道至印度噶伦堡、加尔各答的茶马古道，一时间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尽管这条道路遥远险峻，数月的行程千辛万苦，但由于能赚到很大的商业利润，许多商家和众多民众便无所畏惧，纷纷涌上这条道路寻求发展，在滇西北商业上掀起了"拉萨热"的高潮，只要是有点能力的人们，大多踏上了这条吉凶难卜的道路。
这样看来，天时、地利、人和，这几种中国人所认为的成功的条件，都落实到了丽江纳西族头上。
其实，在这场"拉萨热"之前很久，赵应仙的祖上早就在这条古道上走动了。他的祖上本姓杨，后来过继给赵家才改姓赵，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就将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取作赵育杨和赵根杨，既不忘赵家的养育之恩，也不忘杨家的根。赵应仙的爷爷赵怡几乎在茶马古道上走了一辈子，这条路不仅使他在丽江古城里(现在的五一街)盖起了两院房子留给他的两个儿子，而且还置了十几亩田地给后人作衣食饭碗。从那以后，赵家两兄弟分住紧邻的两院。小儿子赵根杨，也就是赵应仙的父亲，由他在家坐镇，照看田地和家人，而大儿子赵育杨则继续在茶马古道上经营生意，继承了家里在德钦的店铺，并养了一些牦牛打酥油卖，将挣到的一点钱带回丽江老家贴补家用。那时，丽江的大部分人家都是这样安排一大家人的生活的。种地的种地，经商的经商，里外配合，构成了当时丽江纳西人的生活格局。在那一时代丽江人不可能还有别的生活方式。
1984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纳西族简史》记载了这一历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滇、藏贸易十分活跃，维西、宁蒗等纳西族地区，成了重要的商道和过往马帮们的歇足地。各种货物由内地经过这里远销西藏和印度，这就使纳西族中原来从事季节性赶马活动的人，逐渐转入以赶马经商为主要职业。由于赶马经商获利甚厚，引起了人们的羡慕和向往。不仅大多数家庭抽出男子从事赶马运输，就是那些缺乏骡马的人户，也有人通过押出土地来购买骡马，以便从赶马经商中谋利。‘汉人发财靠买田地，摩梭发财靠买骡马。'这一当地民谚，生动地反映了纳西族对赶马运输业的重视。连永宁土司和总管也派有家奴和佣工，组成马帮商队，常年从事商业活动。据1956年的统计，在宁蒗的永宁和维西的永兴等地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主要成员兼营赶马运输业。赶马运输业的兴起和繁荣，给纳西族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这样的生活格局并非一成不变、牢不可破。家很快就面临极大的麻烦。爷爷赵怡早早去世后，在云南与西藏交接处的德钦做生意的赵育杨撇下在丽江的老婆，干脆在当地娶了一个藏族姑娘，在那儿重又安了一个家。但这并未能使他继续好好做生意。"那是良心不好的一个，一下于就把家当造光了。"多年后赵老先生愤愤地说。他伯父赵育杨在德钦做了几年生意后，开始喝酒、跳舞，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久就将全部资本和家产都花了个精光，不仅不能给家里寄钱接济老家的生活，反而搞得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着落，丽江老家的人去接他他也不愿再回丽江，最后潦倒死在了德钦。他所生的纳西和藏族混血的女儿后来嫁到丽江，才把赵育杨火化后的遗骨带到丽江老家安葬。而他在丽江的妻子一直跟赵根杨一家生活在一起，很多年以后才去世，是由赵应仙他们做的孝子。
由于家里有了这样的衰落变故，20岁刚出头的赵应仙就不得不拾起祖上的衣钵，又踏上茶马古道去谋生。
一切又从头开始，赵应仙踏着前辈的脚印从丽江去到德钦，在茶马古道上赫赫有名的李达三家的"达记"商号里当小伙计，学着做生意。
在丽江和德钦之间，早就有密切的贸易往来。1920年左右，丽江纳西族周尚德在德钦设立"德广通"商号，并于任德钦商会会长期间，筹建了第一所丽江与德钦经商点，盖起来德钦的第一座瓦房，同时塑造了一尊纳西族"三朵"神像，使德钦成为纳西族与藏胞交往之地，每逢纳西族传统的二月八三朵节，那个地方就热闹非常，对当时的通商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赵应仙在德钦一干就是三四年。在那儿他学会了一口流利而标准的藏话，学会了怎样辨别山货货色，见过了一些世面，学会了怎样讨价还价，尽管那经常没有用，因为茶马古道上的商人都很讲信用，说一不二，直来直去，大家都很守规矩做生意。
不少丽江人就这样在这条路上找到了衣食饭碗，有的人还从此兴旺发达起来，有名的仁和昌号的创始人赖耀彩就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样板。赖家祖籍福建汀州府，其始祖云丽公于清乾隆初年经商至丽江，见丽江山清水秀，人情质朴，就定居下来。后来子孙繁衍，至赖耀彩为七代孙。由于人多负担重，迫于生计，赖耀彩十岁就弃学跟随父亲到中甸作小商经营。待父亲奉养回家，13岁的赖耀彩就主持业务，兢兢业业，勤俭朴实，虚心学习，逐渐信誉卓著。到民国建立，已具有相当资本实力，分号设至四川木里、康定，业务蒸蒸日上。传至其子赖敬底手上时，恰遇抗日战争造成的商业机遇，赖家的"仁和昌"分号扩展至大理、昆明、拉萨，直至印度的加尔各答，成为"拥有巨万，富甲一县"的大资本家。根据1943年的盘存，其商号就有流动资金滇银币六十万元，骡马近200匹，成为滇西著名富商之一，西藏人更称之为"赖家昌"，也就是大资本家的意思。
赖家的成功无疑是丽江许多家境贫寒人家的梦想。人家都这么发达起来了，自己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况且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于是，走草地走茶马古道就成了丽江人的生存发展之道。
在与丽江一水之隔的中甸，也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发达了起来，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马铸材先生。马铸材名金品，铸材是他的字，而他的藏族名字叫荣坤·次仁桑主。老先生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生在中甸中心镇。由于农村破产，家境贫困，马铸材少年失学，到一家汉族商号公和昌当店员，从事沉重的店务劳动，接受旧式商店的学徒教育。由于他勤奋好学，三年后就基本掌握了山货药材及来往账目的知识，并以其诚实聪明、胆大心细为东家赏识。待长大成年后，马铸材就替东家承担极其艰苦冒险的走草地马帮贩运，足迹遍滇、川、青、康、藏、印等地区。就在这茶马道上，他历经了盗匪抢劫，军阀地霸绑架，以及大自然的种种挑战，终因本人勇敢机智、吃苦耐劳而幸免于难。他后来经常说："我是天当帐篷地当床，霜做枕头雪做被，九死一生闯过来的人。"就是这种在茶马古道上炼就的坚强刚毅、英勇勤劳和富于正义感的性格使他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来，他通过自己的艰苦积蓄，到拉萨落脚独立经营印度与西藏之间的马帮贩运，在印藏商界被称为最守信义的好人。1920年，他侨居印度噶伦堡经商，通过充满血和泪的勤俭劳动和智慧，逐步累积起一定的资本，扩大经营茶叶、羊毛、土产等侨商贸易，创立"铸记"商号，生意日兴，信誉日隆，专业从事滇、印、藏之间的"三角贸易"，成为这一带著名的大商人。
马铸材老先生直到1962年印度排华才返回祖国，1963年病逝，葬于昆明黑龙潭畔。这是后话。
在这些成功的马锅头商人身后，更多的人涌上了茶马古道，赵应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