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总序：我们的"田野"—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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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总序：我们的"田野"

作为“民族文化文库”的两大系列，“田野考察丛书”和“文化史论丛书”形成一种互补关系。一个偏向叙述，一个偏向论述。我们多次强调，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是我们进行民族文化研究不可偏废的两条腿：如果没有扎实的调查采样，我们的研究容易沦为纸上谈兵；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我们的调查也容易流于肤浅片面。实地调查和理论建设，是我们学科发展有机互补的两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

　　近些年来，国外大量学术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它们独树一帜的视角和富于创新色彩的思辨，引发了中国学者“换个角度”或“换种方式”研究问题的兴趣，产生了不少饶有趣味的成果。它使自闭多少年的中国学者豁然发现，原来世界还可以这样去看！

　　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也导致了另一个极端，即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囫囵吞枣、倒腾二手理论的经历。这作为启蒙阶段的实习应用，尚无可非议。但成熟后，如果我们还热衷于赶潮流、变术语，弄得跟追星、追名牌"族"们一样浮躁，就不值了。意识到这一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云南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悄然退出喧嚣，自甘寂寞地走向“田野”。这与其说是一种“明智”，不如说是一种反省：在我们还无法真有理论建树的时候，多跑跑田野，写点实实在在的文字，应该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类学工作者必修的功课。

　　这样的文章更难写，它不是常规的调查报告，更不是那种用口水话和形容词制造"文学性"的幼稚做法，它与习惯的文学或人类学写作都不太一样，但它同时又包含着二者。因此，作者的整体综合素质极为重要。换句话说，每篇文章都无先例可本，每位作者都具有开创性和个性。我们将共同创造一种新的文体。它需要学者的内功、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手笔，这其实是对学界大手笔的呼唤。读一读许多人类学大家的著作，其中不乏这一类的手笔。他们之所以让人震撼，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接触到人类存在情境中那些可以称为精魂的事实，而且用极有表现力的文体，活生生地复现了那些未被公式和概念挤干的、血肉丰满的事实。谁说科学的考察不需要文学的直觉和敏感呢？谁说科学的表述只是枯燥公式和机械操作呢？有时候，一个眼神、一次握手，传递的信息不亚于成堆的数据；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文学意象，却可触发许多科学的思绪。

　　这些立足于本土的或本土化的实践，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1994年底，一直致力于美中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世界著名作曲家、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主任周文中教授，为云南几位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影视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等方面做出成绩的中青年学者授予了"田野考察奖"，并在此基础上资助了跨学科跨单位组成的学术群体"民族文化田野考察群"。1995年，在云南省民委、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省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学院和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云南民族文化合作计划"学术总结会上，来自9个国家的30多位国际著名学者和艺术家，对“田野考察群”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996年，在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田野考察群”的“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和保护”项目，全面启动（详见“文化史论丛书”总序）。“田野考察群”的成员，也由更多的学科、地区和民族的专家组成。

　　在“田野考察群”成长的过程中，美中艺术交流中心起到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中心提供的除了资金的帮助，更重要的是那些一流水准的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周文中教授，不仅是一位世界大师级的作曲家，而且，作为一位在美国文化界极有影响的亚裔院士（另一位是贝聿铭先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有着极深的感情。他多次强调，不单是中国要向现代世界学习，现代世界也要向中国学习。中国文明自成体系，有很多值得研究和与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但现在受全球一体化影响，受西方中心论（实际是美国中心论）的影响，中国文化被严重贬损和误解。我们自己有些人也视为敝帚，这是很危险的。别人这么看是他不懂，他是站在文化帝国主义的立场；我们也这么看，就是一种殖民地心态了。周文中先生不仅全力支持我们做田野工作，他自己也多次和我们一道跋山涉水，深入乡间。但他从不干预我们的田野考察和研究。他就说，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中国的事，要中国人自己去办，外国人不要插手。学术上也是这样。国际专家的意见，十分重要，但只是参考，最终的决定，必须由你们结合自己的实际去选择和整合。

　　1996年以来，“田野考察群”完成了多项考察；在与当地民族和社区的互动上，也开展了一些得到当地人民好评的工作，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传习和保护。为使这一成果产生更实的影响并授益于社会，“田野考察群”专家和云南省有关党政部门一道，积极推动了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绿色经济强省的工作，参与策划、制订有关“绿色云南”和“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的总体规划，组织相关研讨会，开展一些应用性项目。特别是1999年 9月，我们成功地协助云南省和美中艺术交流中心合作召开了一次高规格的国际研讨会。来自10余个国家，包括著名学者、艺术家、政要、基金会总裁或首席代表等在内的170多位代表汇集云南，对多民族地区文化、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同题进行研讨，形成了共识。大会认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和成果，对与会各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并期望通过共同努力，在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这一人类共同课题上为全球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示范。我们高兴地看到，来自田野的许多成果，在溶解了调查者和被凋查者的智慧，经过乡土与世界的对接之后，终于结出了奇异的花果。

　　2000年以后，“田野考察群”的影响将从云南延伸到广东、北京、香港等地，考察的范围也的将扩大到更多文化边缘和经济前沿地区。但是，正像这个以务实为基本特征的群体一样，“考察群”的形式以什么祥子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察群”的“田野精神”作为一种人文精神的继续高扬，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建树。

　　在中国广阔的“田野”上，“田野考察群”的工作，只能算增添了一丛小草。然而，对于成长中的中国社会来说，正是这些小草增添了“田野”的绿意；对于学科的建没来说，田野凋查永远是我们的“生命之树”。

　　我们的“田野”，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