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公元826年，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长诗《琵琶行》中就写下了“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句。浮梁之所以成为茶叶的集散地。除了浮梁及其周围的婺源等地均为茶叶主产区外，还因为这一带地方“风俗淳雅”，“甲于江右”。这种淳雅的风俗，在茶叶买卖之中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公平公正的经贸作风。1991年在婺源县清华镇洪村发现的一块清朝道光四年所刻立的“公议茶规”石碑，又再一次证明了浮梁，婺源一带自古以来茶叶买卖时存在着良风淳俗。这块“公议茶规”碑长一百三十公分，宽六十公分，镶嵌在洪村祠堂墙中，碑文记载了当时全村茶农就茶叶流通所制定的村规民约。石碑文是：“同村公议，演戏勒石，打公秤两把，硬钉贰拾两。凡买松萝茶客入村，任客投主入祠报秤，一字平秤，货价高低公品公卖；务要前后如一。凡主家买卖客，无不得私情背卖。如有背卖，查出罚通宵戏一台，银五两入祠，决不徇情轻贷，倘有强横不尊者，仍要倍罚无异。买茶客入村后，银色言明，开秤无论好出歹，俱要扫收，不能蒂存。茶称时，明除净退，并无袋位。这种村规民约，在当时的条件下促进了茶叶的买卖。

婺源的茶叶交易当中，茶号起了重要作用，婺源设茶号制造茶的历史很长，有三百年以上的时间，在全国也是早的。茶号老板将自己生产的毛茶或采购附近乡里农户的毛茶，通过制茶茶府，即成商品绿茶，再装以锡缸，套以木箱，外用箬皮笔包装，出口外销。为了新茶赶行情，抢“利市”，茶号在每批茶加工结束拼堆时，都要杀猪饮酒，隆重庆贺，鼓励茶工加快速度。茶号的组织形式比较简单，一般设经理，掌号，会计各一人，水客若干人，即可百事俱举。1934年，婺源县内有茶号，茶庄一百七十八家。1940年，有茶号茶庄一百八十三家。到1941年，婺源县内茶号、茶庄发展到二百四十三家（参见刘隆祥、詹成业《“婺源”茶史考》）茶号不仅进行茶叶精加工，更重要的是进行茶叶贸易。

婺源茶商早在唐代开始应运而生，明代时经商已成为婺人靡然从之的社会风尚。到清代，婺源茶商凭血缘关系和地乡谊关系或是子佐父贾，或是翁婿共贾，或是兄弟联袂，或是同族结伙，“业此项绿茶生意者，系徽州婺源人居多，其茶具有本山所出”。婺源茶商经商的来源，有家贫就商，弃农经商、弃儒就商、弃吏而商，继承父业，亦儒亦商等多种情况。其资金世也靠借贷，积攒，继承遗产，亲朋援助，合伙出自资，资本转行等多种途径筹集。婺源茶商经营的主要地区，有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江西、安徽省等省，最主要的是在上海，经济力量相当雄厚，规模也颇为庞大，甚至有的远达海外，从事茶叶贩运活动，由于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还崇尚儒道，儒风独茂的社会环境熏陶出来的茶商，长大多“贾而好儒”讲究商业道德。他们在经营中，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所以不以次充优，以假充好，不取不义之财，反而疏财仗义，急公好施，贾而好儒，耕读儒家。

因此，婺源茶商在当时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提供了历史前提，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促进了偏僻乡村的一些陋习旧俗的变易 。